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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路自信从何而来?
日期:2017-12-25 09:42:45 作者:韩德强 浏览: / /
所以,历史的每一次重大转折时期,都有一些人想不通,跟不上。为什么林彪讲,相信毛主席到迷信的地步,“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在执行中加深理解”。因为,路况太复杂,沟和坎,高山和深谷,难以分辨。这是社会地形,比自然地形要复杂得多。

 

       明天是毛主席诞辰124周年纪念日。全国各地有许多人在开各种纪念会,但大多是借毛主席这杯酒,浇自己心中的块垒。如果毛主席地下有知,他该说些什么?对于生前身后的对错是非,会有什么新的想法?对于道路自信一类的提法,他会有什么认识?
       沿着这个思路,我们不妨作一模拟,以资纪念。小标题如下:
       一、自信从何而来?
       二、庶民的自信从何而来?
       三、为民的自信从何而来?
       四、相信孙悟空是唐僧的自信
       五、能自我革命是自信的根本
       六、回归中国政治思维是自信的来源
      上次《十九大有多重要?》长文,我以为不会有什么人看完的,但居然有许多人说看完了,花了三小时,还很有启发云云。对此,我很感动。看来,世上果然还有明眼人,还没有被娱乐至死。希望本文也能说清楚一些问题。
       当然,最近北京的三大招挺不给脸的。如果将党的领导理解为大权在握,为所欲为,而不是在党的领导下依法执政,则好事将变成坏事。地方领导自信越强,百姓越遭殃。那时候,毛主席的另一遗产就将复活,那就是造反有理。
 
                                                                                                                 韩德强
                                                                                                                 2017年12月25日
 

     一、自信从何而来?

       我们想要说清楚道路自信,就先得体会什么是自信。自信的人,看上去很像蛮不讲理的样子。俗话说:“听人劝,有饭吃”。“有话好说,有事好商量”。自信的人,就不听劝了,就不商量了。他的自信从何而来?来自他经历过各种风险,处理过各种矛盾,其实还发生过各种错误,有过各种教训。别人认为的好的建议、意见实践过,尝试过。别人知道的,他知道;别人不知道的,他还知道。但是,因为需要多年实践的积累,没办法给外行讲清楚,就显得不讲理。这种人就叫有自信。
      最典型的就是走钢丝。外行看了觉得真危险,会说:“呦,这么细的钢丝,这么高的地方,你可千万别上去!”他二话不说,蹭蹭蹭从这一端走到了那一端。这钢丝跨在哪呢?跨在黄河两岸!黄河上空有风,下面有浪,看上去九死一生的事情,人家如履平地。这个叫自信。
      那么,走钢丝的自信从何而来?其实是经历了一个漫长的练习过程的。他先走的是平衡木,大概有十公分宽。后来平衡木变窄了,五公分宽,后来就变成一公分宽了,最后就变成一条钢丝了。最开始,钢丝离地只有五十公分,慢慢地就升高了,离地五米了。先在室内练,后来慢慢就到室外去练;先是标准化的钢丝,后来走的可能是这端高、那端低的钢丝。外人看上去越走越险,但走钢丝的人却觉得很自然、很正常。这就逐渐出来了自信。
      所以自信两个字,是怎么来的?是磨练出来,摔打出来;是经历了无数错误,无数痛苦而来的这个才叫自信。但是,自信往往是一种经验、一种感觉、一种直觉,它就没法理论化。他有自信,不等于你有自信。比如说,他毫无保留地传授给你走钢丝理论了,但你能不能走钢丝?肯定会咔嚓!掉下来!
      所以,当习主席强调道路自信的时候,我估计,在高级干部中,也没有多少人对道路真有自信的。为什么呢?因为这条路,许多人都是跟着走,他没有真感受过这条路的无数风险,没有经历过掉下来的那种痛苦经验。这还是好的。更多干部从不关心什么道路不道路、风险不风险的,只是关心自己的升官发财。这样的干部即使把十九大报告倒背如流,也产生不了丝毫的道路自信。
      在少数有思考的人中,也仍然捏着一把汗:这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非驴非马,亦驴亦马,怎么看怎么别扭。
      左派觉得,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起码得是社会主义吧?但是,如此高度的市场化和两极分化,怎么看都像资本主义。像资本主义吧,党的领导又算啥?党领导的资本主义就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说不是社会主义吧,还真要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让一个人都不掉队。
      右派觉得,这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最根本的是党的领导,是一党执政。这四个意识,说穿了不就是独裁意识吗?那说好的民主、自由呢?说好的人权、法治呢?说好的依法治国呢?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这怎么听都有点像七十年代强调党的一元化领导。中国政治这究竟是前进了?看看还是倒退了吧!
      普通老百姓觉得,特色是个筐,什么都能往里装。如果说生活中一切不如意的事情,都是中国特色。那这样的特色好吗?腐败这么严重,不一直说是中国特色吗?现在,巡视利剑高悬,也是中国特色!这特色怎么变得这么快?
所以,道路自信从何而来?大家反正是跟着说,心里并不以为然。
      确实,当今中国,歌舞升平之下,劳资矛盾,精英和平民的矛盾,民族矛盾,宗教矛盾,地区矛盾,家族矛盾,中外矛盾,都在不断产生、发展和激化中,暂时有所缓和的,是曾经最激烈的官民矛盾。有人就会有疑问:这样的社会,真的是一个好社会吗?这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真值得坚持吗?真能坚持下去吗?中国的复兴真的可以期待吗?
      比如,最近,就在十九大召开前夕,有甘肃杨改兰一家6口自杀,因为贫穷。大家会说,不是有扶贫的项目吗?不是有扶贫的款项吗?不是有扶贫工作队吗?不是有驻村的支部书记吗?这些人都哪去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阳光怎么就不普照他们一下呢?你要按这个标准去检验,那显然问题多多。我们知道,扶贫款不见得能够落到真贫困的人口手里,很容易落到了扶贫者的手里,变成村干部买小车、盖房子的资金来源了,变成他们优厚亲友的礼物了。很可能会是这样。
      最近,有消息说,中纪委下一阶段重点是收拾苍蝇。因为老虎打得差不多了,接下来打苍蝇。群众热烈欢呼:“我们身边全是苍蝇,快来吧!”但是,老虎好打,苍蝇难拍。苍蝇会飞,它会躲,它会藏,目标又小,真难打。老虎好逮,因为它目标大。比如你拿了一杆狙击步枪,你要打老虎,两百米外,准准的,一枪就把它干掉了。你打苍蝇,二十米外打一苍蝇,也打不着啊!
再比如说,我们现在的“大国工程”,很厉害,很牛,这也是真的。但是,很抱歉,核心技术还是日本的、德国的、美国的。中国仍然只能是搞“系统集成创新”。当然,用“农村包围城市”的方法,将来能够解决核心技术问题。实在不行,找乌克兰的工程师造中国的大飞机、找俄罗斯的专家人造中国的航空母舰,找美国硅谷的少年天才开发软件,找德国技术人员严把质量关。中国现在有资金优势,有组织优势,就可以借用外脑研发中国的核心技术。    
      这像是自信,也像是他信。真正要考问的是,中国能不能培养出一批钱学森来?我们现在谈自信,可是中国大学教育的自信心是最弱的。因为全国有权有钱的父母们,都愿意把孩子送到斯坦福、麻省、哈佛去,他们就没想着中国的清华、北大能培养出人来。清华、北大自己也没有这个自信。清华、北大说,我要建设世界一流的大学。但什么叫一流的?就是说我今后的大学教师都是哈佛、麻省毕业的。那你不还是说,你自己培养不出人才来?弄来弄去,你的一流是人家的二流。所以,清华、北大有自信吗?所以,科技界往里追,自信并不强;教育界往里追,更是找不着自信。
      再比如说,中国还有一个特别大的难题,就是国有企业的管理问题。这么多年了,国有企业垄断着资源,享受着各种政策,拥有着丰厚收益,却肥了各级经理,苦了工人,害了消费者,损了国家财政,却让国家背黑锅,遭骂名。那么,怎么搞好国企?如果经理人是经济人,一切以自身利益得失来处理企业事务,那么国企不可能搞好。这就必须要能培养出大批为人民服务的国企经理,才能从根本上搞好具有市场竞争力的国有企业。但是,起码国资委是没这个自信。国资委的办法是找一些私企老板,例如马云一类,参股国企,迫使国企领导者考虑企业整体利益。这就是国企混改的要害。这里,国资委没有自信,只有对私企的信任,只有对经济人假设的信任。
      再比如说,习主席特别强调的,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一个也不能少,一个也不能掉队”。但是,这份自信到了具体落实的时候,就有一个标准问题。具体说,什么叫脱贫?一个农民年均收入3000元叫脱贫吗?这不是一个普通公务员一个月的收入吗?甘肃杨改兰一家六口因贫灭门,但是,杨改兰的丈夫打工一个月收入1500元,年均收入18000元。杨改兰自己种17.5亩地,也得有3000元左右的收入。这样,算上四个孩子在内,这一家六口的每人年均收入就超过了3000元,进入了小康社会。但是,他们却去了地狱!所以,如果脱贫的方式就是降低贫困标准,那当然容易了。
      再往深里说,为什么农村脱贫工作难?其实,要害就是在农副产品的价格上。只要农副产品的价格上不去,农村要脱贫是很困难的。不是说,不找市长找市场吗?不是说,市场对资源配置起决定性作用吗?在贫困问题上,市场也是在起着决定性作用。到底怎样摆脱贫困?就得有收入来源!现在农民人均土地只有一、二亩,只能得提高粮价、提高农副产品的价格,这才有可能让农民摆脱贫困。否则的话,即使去了驻村干部,驻队书记,即使每一个驻队书记都是焦裕禄、雷锋,也不可能真让农民摆脱贫困。
      那粮价能提高吗?也不是不可以,是可以的。提高粮价,要害是要停止国外粮食的进口。我们现在每年进口粮食大概占全国粮食消费量的20%。停止进口粮食,其实按市场规则,这个粮价就上去了。粮价是基础性物价,粮价上去,其他农副产品的价格都相应地会跟着上去。
      那么,我们能停止进口粮食吗?停止进口粮食就意味着,中国的土地能够满足粮食自给吗?这关键就看粮价提高到什么地步,粮价提高到一定地步,一部分农民工就会回乡种田。充分利用撂荒的土地,加强农田水利设施建设和维护,中国农业的潜力还很大。想想吧,18亿亩耕地,以每亩年产1500斤粮食计算,可以产出24000亿斤粮食,按每人年均消耗粮食1000斤算,可以养活24亿人口。即使拿出其中60%农田搞各种经济作物和畜牧业、渔业,也够13亿中国人吃的。所以,只要我们提高粮价,不但不需要进口粮食,还可以将农民的收入大大提高,农村消费能力大大增强,农村重新活跃和繁荣起来。
      大家一听,这不是挺好的吗?那为什么不行呢?因为我们加入了WTO,承诺了粮食的自由贸易。那就意味着,如果阿根廷的粮食比中国自产粮食便宜,如果澳大利亚的小麦比中国的小麦便宜,如果巴西的大豆比中国的大豆要便宜,我就会去买外国的。正是这套自由竞争、自由贸易的逻辑,使得我们中国的粮价其实是提不上去的。阿根廷、澳大利亚、巴西等农业大国,地广人稀,人均土地拥有量多达百亩、千亩,农场规模动辄数万亩、数十万亩,机械化程度高,单位土地消耗的劳动力少,所以,粮食单价就低。在这个意义上,中国农业和农民必须学会自我保护,否则,基本就是死路一条。
      那我们退出WTO,就不行吗?即使不全面退出,我们申请暂时中止执行与农业相关的WTO条款,也可以啊。(至于暂停到什么时候,那以后再说。)理由也很充分,因为我们要进入全面决胜小康阶段,这是中国共产党对人民的庄严承诺。这种承诺涉及到执政党的初心,涉及到执政党的合法性,应该比国际条约更加强烈,更具有优先性。
      当然,西方政要会批评中国了,你们不是倡导全球化吗?你怎么老照顾中国农民的利益呀?怎么搞贸易保护啊?你们不是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吗?那为什么不考虑阿根廷、巴西、澳大利亚农民的利益啊?
      这时候,更深的问题就出来了:我们还要不要更加坚决地开放?还要不要扛全球化的大旗?
      其实一个国家的治理或者领导,确实很像走钢丝。一个国家,特别是像中国这样的大国,有13亿人。13亿人的需求内在相互有矛盾,满足了这个群体的需求,就满足不了那个群体的需求。你让这群人占便宜了,可能另一群人就吃亏了。那全球还有其他57亿人呢!我们让中国人舒服了,但是让美国人、加拿大人或者肯尼亚人或者乌干达人,不舒服了。
      有人可能说,那谁管他呢!他又不是中国人,中国共产党只为中国人民服务。但我们现在又有一个承诺,叫“人类命运共同体”。无论这个地球上,谁不舒服了,只要跟我们有关,就不能不考虑,不能不管不顾。一不小心就得罪了某个群体,一不小心就摔个鼻青脸肿,这钢丝实在太细!
      很多人为什么不愿意当领导?就是当领导得罪人,当大领导得罪的人更多。你要是认真思考的话,就是当领导的风险太大了,得罪的人实在太多了。领导,其实是矛盾的焦点;政治,是矛盾的焦点所在。所以,领导是各种各样不满的发泄对象。你要是不认识到这一点,就会觉得,开个十九大,干嘛要那么严密的安保工作呢?一个外地人要进北京,安检得过好多道。就是因为为十九大是各级领导干部的大会,也就是各个层级的矛盾汇聚的大会。所以,十九大是个什么会议?是处理中国社会各种重大、复杂矛盾的大会。
      为什么习主席倡导学习“两论”——《实践论》和《矛盾论》呢?你不做领导,你不需要学《矛盾论》;做领导,你就会发现,主要矛盾,次要矛盾,次次要矛盾,次次次要矛盾,到了最最最次要矛盾还是个活生生的人,那还是不能得罪的,还有基本人权不能侵犯的。所以,作为领导者,要是没有学过《矛盾论》,不懂得《矛盾原理》的话,矛盾就会此起彼伏,按下葫芦浮起瓢,搞得你焦得烂额。
      所以,十九大讲,中央委员要成为政治家。中央委员会要成为政治家的集团。政治,其实就是摆平衡,走钢丝。所以,政治家该有处理复杂矛盾的自信。基层干部应该是走平衡木——比如说基层干部应该要走二十公分宽的平衡木,这基本上跟平地也差不多;到县处一级,走十公分的平衡木,到省一级走两公分平衡木,再往高走就变成钢丝了,再往高走就是要在钢丝上翻跟斗了。什么叫久经考验?就是你摔下来很多次,摔得鼻青脸肿,总结经验继续走,成了高手,就叫久经考验。
      所以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是面对着13亿人无数矛盾,面对着中国和国外的无数矛盾处理和认识这些矛盾,逐渐形成自信
      这就意味着,普通人不见得道路自信,也不可能有道路自信。普通人可以做他信”。我们没有走钢丝的自信,但是我们相信有人能走好。我们相信习主席能走好,他能带着政治家集团走好各个层次的钢丝。其实领导层有自信,全国人民有他信,这也就可以了。相信党,相信习主席,其实这就叫政治意识核心意识大局意识看齐意识
      当然,作为政治家就不能简单只是相信习主席,因为很多矛盾都需要独立处理。说一个省,一个市,一个县,甚至一个乡,无数复杂矛盾都需要独立处理。清官难断家务事,不容易啊。不能说,一个乡党委书记遇到问题了,“报告习主席,这个问题我不会解决,你来指导一下”。那肯定,习主席一句话就把你怼回来了:“那要你干什么?”假设习主席是一个没有任何权力,只有思想的人,来到某个乡、某个村要去解决矛盾,带领群众脱贫致富,正如他当年在梁家河一样,就得面对无数细致、复杂的家庭矛盾、邻里矛盾、生产矛盾,需要很长时间的艰苦努力,才能赢得人们的信任、尊敬和服从。
      所以,要真掌握《矛盾论》,真熟悉《矛盾原理》,必须独立自主地处理过许多复杂矛盾。你能处理所在层次的矛盾,你就比较有自信。因此,各个层级的领导者,都需要有一份自信。
      但是,很多地方的领导者,他没有这种处理矛盾的自信,却也有“自信”。那是一种什么样的自信呢?是出了错也不怕的“自信”。反正我有权,有权就可以任性。我受贿了,怎么样?我贪污了,怎么样?你还能把我扳倒?他有一种扳不倒的自信。他们久在官场,明白官场里最重要的是找靠山。比如说,到《巡视利剑》披露的甘肃省副省长虞海燕,恐怕就有这份自信:“中纪委我有人呢,什么情况我都知道,有问题事先我都能抹平了、摆平了”。天津市的原公安局长武长顺肯定也有一份自信,“我的地盘我做主。天津是我的地盘,我的旨意就是法律。谁来了都不行,习主席来也没用。”他就有这份自信。
      所以,有什么样的自信,怎么样有自信,直指一个人的内心世界。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自信,是所有自信当中难度最高的一个自信。那怎么办呢?所以,就是得有四个意识,就是要相信习主席的自信。
      最近有一部国产电影,叫《战狼2》。拍出《战狼2》,实际上是吴京有了对国家强大的信心。吴京相信,我们中国是强大的、祖国是可靠的,他有了对祖国的他信。吴京就把他对祖国的这份他信,传递给了我们广大的中国公民。广大到什么地步?1.9亿,票房总值是56.8亿——还没突破60亿啊!但这是中国电影界最辉煌的成就,足以将好莱坞大片踩在脚下。如果没有政治偏见,这部片子完全可以在世界各国创造出巨额票房。吴京一扫电影界崇洋媚外的风气,自轻自贱的风气,证明了一个中国自豪感时代的到来。可以预料,此后《战狼2》风格将成为新的电流潮流。吴京感染、鼓舞了1.9亿人对祖国的他信,祖国值得我们信任。但是,吴京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有自信吗?恐怕没有。但是,他相信这条路会走得越来越好。如果这也叫自信,也形成自豪感,那当然很好。祖国的命运和个人的感受完全契合,还有什么比这个更好呢?到这里,我们可以体会到自信和他信的统一。自他合一,物我两忘,多好啊!

      二、庶民的自信从何而来?

       自古以来,庶民都是默默无闻的劳动、生活,贵族和精英掌握着社会和历史的主导权。所以,道路自信常常是领导者的感受。但是,有那么一个历史时刻,俄国的庶民胜利了。“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其实是送来的庶民的自信。当时,作为北大图书馆长的李大钊兴奋不已,写下了著名文章《庶民的胜利》。从此,无数中国青年向往庶民革命,憧憬庶民的胜利。毛泽东就下决心,要让天下成为人民的天下,要把所有的王冠打落在地,让所有的国王、僧侣、贵族、地主的人头落地,让老百姓扬眉吐气。只要大众联合起来,就可以有火山喷发的力量,摧毁一切陈腐的势力、古老的传统、愚昧的习俗!打倒军阀,打倒帝国主义,推翻三座大山!这份自信是源于对人民群众无限信任!
      但是,鲁迅先生就不太有这份自信。他毕竟长毛泽东12岁,亲身经历、参与了辛亥革命前后的社会活动。辛亥革命前,鲁迅大体还是相信人民群众的,虽然没有那么强烈,那么炽热。所以,他曾经兴致勃勃,活跃在绍兴的知识界,传播革命思想。辛亥革命爆发后,他也曾憧憬,从此可以建设民主共和的人民中国。但是,他很快发现,辛亥革命以后,在各地掌握政权的,还是原来的政治势力,只是换了旗号,从满清任命的官员,成为国民政府任命的官员。当官的、有钱的、拿枪的、有地的,还是照样吃香吃辣的。普通老百姓只是剪了辫子,仍然是阿Q,仍然是华老栓。照样人践踏人,照样奴颜婢膝,照样唯唯诺诺,照样自私自利。旧问题没解决,反而出来了新问题,党争、军争,贿买议员,暗杀政敌,通电声明,讨逆檄文,你打过来,我打过去。所以,十月革命发生之际,36岁的鲁迅先生在揣度,革命以后的政权会不会变质,会不会成为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的新国王、新贵族、新官僚。他就不象李大钊认为这是“庶民的胜利”,而怀疑俄国是不是也出了什么孙中山,要不了多少,政权又会回到袁世凯们的手中。所以,鲁迅先生继续揭露黑暗,反抗绝望,而找不到道路,更产生不了道路自信。
      所以,更准确的说,十月革命给中国青年,特别是中国青年中向往革命的那部分人,带来了庶民的自信。本来,24岁的毛泽东深受儒家文化浸染,深知君子和小人之别,有很强的精英思想,不太容易理解庶民革命的。但是,他身为庶民,生活在各种旧势力的压迫之下,强烈地感受着社会的黑暗与不公,期盼有一股地火冲天而起,将这个黑暗世界烧个精光。所以,青年毛泽东很激动,他要起来联合大众,点燃革命烈火。可是,具体到每个人,很少有人去想革命造反,因为那是要掉脑袋的事,都只是想怎么养家糊口。为了养家糊口,就得服从现有的规则,或者没日没夜地辛勤劳作,或者投机取巧,低三下四,迎合权贵。这样,少数权贵就可以统治大多数劳动人民。青年毛泽东四处交友,寻找同伴,但同伴们往往都只能一时热情,很快就被谋生的潮流带回旧世界去了。所以,他很激动,也很孤独。
      那人民之中的哪部分最有自信呢?马克思说了,是工人阶级。所以共产党成立后第一件事就是找工人,搞京汉铁路、京张铁路的工人总工会,搞铁路工人、煤矿工人、钢铁工人大罢工——因为据说这都是现代产业工人。但问题是,在现代产业中的工人太少。非要找工人,中国工人多的是手工业工人。泥瓦匠、木匠、石匠等。青年毛泽东在长沙搞了一系列类似这样的罢工,就把这些工人给组织起来了。
      按照马克思主义的看法,手工业是和封建社会相联系的,不是和资本主义相联系的,是落后生产力,不是先进生产力。毛泽东不是进行的这种生产力分析,他进行的是阶级分析。按照阶级分析的话,那泥瓦匠也是工人阶级。所以,他搞工人运动时充满了自信。“工人”二字怎么写啊?头顶天,脚踏地,这就是工!“咱们工人有力量”,“盖起了高楼大厦、修起了铁路煤矿,改造得世界变呀么变了样”——工人就是这么有力量!后来演化成“石油工人吼一吼,地球也要抖三抖”。这不得了!
      但是随着吴佩孚的枪响,轰轰烈烈的工人运动失败了。毛泽东明白了,这枪杆子比工人的斧头、铁锤有力量。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他对于工人阶级的信心下降了,慢慢就转化成了对枪杆子的信心。
      当然这里有一个转化过程。从1923年的“二七大罢工”到1927年的“四一二大屠杀”,有四年多时间,毛泽东实际上是从工人运动走向了政党政治,并没有直接拿起枪杆子。那时毛泽东一度对公开的政党政治有信心。他以共产党员身份加入国民党,担任了宣传部长,掌握了笔杆子,一度可以大显身手,倡导农民运动,宣传革命思想。但是,国民党真不是吃素的。他们发现共产党员都这么积极,还真要消灭私有制,危及他们的经济利益和政治地位,他们就先下手为强,搞了“四一二大屠杀”。所以,毛泽东又明白了,无论是工人运动还是农民运动都搞不成,民众的联合只要动真格的,就会遭到现有政治和军事力量的合力镇压。政党政治,离开了枪杆子的政党是随时可以被消灭的。
      那看来没有别的办法了,就只能拿起枪杆子。枪没有阶级性,看谁掌握枪杆子,无产阶级掌握了就是无产阶级的枪,资产阶级掌握了就是资产阶级的枪。寇能王,我亦能王。你能拿枪,我也能拿枪。这就是后来对于枪杆子的信心。其实,这个道理并不是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帝王将相,军阀土匪,都懂得这个道理。有枪就是草头王,枪多、地盘大,就可以称霸一方。这是社会常识。没有什么了不起的。这个常识,唯一不懂的是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主义相信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因此,他们相信工人,相信罢工游行示威,他们似乎不懂得真正有威力的是枪杆子。只有枪响了才明白,甚至连枪响了都不明白。马克思是个知识分子,总是想在生产力、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上去认识社会,所以,写长篇大论的《资本论》,以为如此这般就可以找到社会运动的规律。殊不知,社会运动的规律是弱肉强食,而掌握枪杆子才是最强者。有了枪杆子,就有政权,就可以制定法律,就可以养一群知识分子当吹鼓手,就可以收税、收费,就可以盖高楼大厦,有飞机游艇。
      这个道理,其实是一层窗户纸,一捅就破。社会变革的最深层的道理也在这里。如果枪杆子掌握在谋私利的人手中,这个社会无论如何都不可能好。如果枪杆子掌握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人手中,这个社会慢慢就会越来越好。这恐怕就是毛泽东最深层次的道路自信,也是习主席的道路自信。

      三、为民的自信从何而来?

      是在1927年八七会议上,毛泽东提出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著名论断。但是,会议却选择了书生瞿秋白当负责人。他要带毛泽东到上海机关工作时,毛泽东说,我住不惯高楼大厦,我要上山去交绿林朋友。这话很刺耳,怎么听都是像要当土匪的口气。但是毛泽东却充满了自信。他不怕误解,不怕嘲讽,不怕打击报复,不怕被开除党籍。为什么?根本上他相信自己,内心充满的是为人民服务思想,而不是图谋一己之私。只有这样的人才应该拿起枪杆子。否则,枪杆子永远掌握在坏人手里,普通大众永远没有翻身之日。
      但是,马克思主义者最深层的怀疑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枪杆子决定拿枪者的头脑。只要拿起枪杆子,好人也会变坏人。上了山,拿了枪,交了绿林朋友,脱离了无产阶级,脱离了生产活动,脱离了上海、武汉、南京、广州的广大群众,怎么可能不成为土匪呢?这正如怀疑会走钢丝的人,上了钢丝怎么能不掉下来呢?
      更进一步说,只有认定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庶民才有自信,因为庶民处在经济基础的地位上。如果是上层建筑主导经济基础,而上层建筑又是精英所把持,那岂不是精英主导历史?岂不是会失去了庶民的自信?须知,庶民的自信不但是十月革命的内在信念,而且是法国大革命的内在信念,是民主自由体制的内在信念。
      所以,当毛泽东走上井冈山之际,他内在充满了自信,而世界却对他充满了怀疑。当然,自信是内在的、长期的,而困难却是现实的、眼前的。井冈山毕竟没吃没喝的,秋收起义的队伍带上井冈山时,早已疲惫不堪,丢盔卸甲,人数减少了十分之九。剩下来的残兵败将,也不知能存活多久。但是,毛泽东却坚定地、自信地说,我们好比一颗小石头,可以砸破那个大水缸。国民党虽然很大,但是它是个大水缸;我们井冈山剩下来这几百号人还很小,我们是颗小石头,小石头只要团结,我们照样砸破那个大水缸。大家伙儿一听,也是啊!于是,就团结起来砸那个大水缸。这就有了砸水缸的自信。砸水缸的自信就是后来星火燎原的自信。
      那么,为什么毛泽东会被批评为逃跑主义和富农路线呢?其实,逃跑主义恰恰就是游击战胜利的法宝,十六字方针——“敌进我退,敌退我进,敌驻我扰,敌疲我打”。但有人说,这是逃跑主义的铁证。“敌进我退”,你往哪儿退?敌人进到根据地,你就退出根据地?那你把根据地的人民往哪儿放?咱们当初给他们分田分地,敌人来了我们就应该保卫家园、保卫土地,拒敌于根据地之外。敌人一来你就跑了,胡汉三回来了就把我们红军的家属们都给杀光了,那我们的红军战士们到底为什么打仗?说你是逃跑主义,有错吗?我们批评蒋介石,一枪不发丢了东三省。蒋介石不也是说,敌强我弱,只能以空间换时间,保存积累有生力量吗?说蒋介石是逃跑主义,那你不也是逃跑主义吗?你保存的是有生机动力量,人家保存的也是有生机动力量。怎么人家“不抵抗主义”就是错的,你这“不抵抗主义”怎么就对了呢?这个是有点说不清楚。                   
      但是,毛泽东有自信说,“我们只有跳出根据地,才能保卫根据地。”人家说,你这不讲理,你都跳出根据地了,根据地已经被毁了,你还保卫啥根据地呀?毛主席说,这是我们长远考虑;人家觉得:你说长远,可我们人都死光了。实事求是地说,事情还真是这样的:敌人杀到根据地,房子要烧掉,石头要过刀,但凡与红军战士有沾亲带故关系的,一律杀光。根据地人民都死光了,还保卫啥?
这是个非常艰难的选择,按照庶民的自信,就应该全民皆兵,同心协力,拒敌与国门之外。宁可玉碎,不可瓦全。更何况,庶民的力量最伟大,团结就是力量,怎么就一定会失败呢?怎么就一定会被消灭呢?
      但是,毛泽东明白,光靠根据地的庶民力量,远远不足以对抗蒋介石的围剿。蒋统区的庶民更多,他们无论愿意不愿意,都是蒋介石军事力量的基础。非要按庶民的逻辑观察,那么,根据地的庶民被共产党所组织,蒋统区的庶民被国民党所组织。小的庶民集团与大的庶民集团相对抗,无疑拿鸡蛋碰石头。
      深层次就有一个问题,团结起来的庶民当然很伟大。但是,庶民往往是一盘散沙的,被各种各样的地主、老板、军阀、政党、贵族、国王所组织、所团结的。因此,每个组织都可能相信庶民的力量,甚至皇帝都懂得“民可载舟,亦可覆舟”。但是,庶民却不相信自己的力量。庶民常常被各色各样的组织调动起来,相互冲突、战争。因此,这个世界还是精英主导的。如果懂得矛盾原理,知道这个世界是矛盾运动的,矛盾是有层次、有结构的,高层矛盾来自低层矛盾,但高层矛盾却主导低层矛盾;次要矛盾是基础性的,主要矛盾是主导性的;那么,就必然懂得,庶民处于社会的基础矛盾的地位,而精英,无论是利己的还是利他的,却处于社会的主导矛盾的地位。这才是人类社会的客观规律。要使人类社会不再有剥削、压迫,光靠庶民的斗争,只能是历史循环,在斗争中一轮轮地产生新的精英,复制过去的剥削、压迫。唯有在斗争中产生利他主义的精英,即为人民服务的精英,简称为民精英,类似毛泽东或习近平,并进一步带动越来越多的庶民不再唯利是图,才有可能摆脱历史循环,消灭剥削、压迫,实现人类大同。
      这就是为民的自信。按照为民的自信,就应该长远、整体地看问题,不争一城一池得失,不争一时的牺牲和损失,跳出根据地,保存有生力量,伺机消灭敌人,才能壮大有生力量,最后获得全国的胜利。只有那时,才能回到根据地,告慰当年牺牲的人民群众,使人类历史走上正道。

      四、相信孙悟空是唐僧的自信

      但是,这一番大道理和谁去说呢?别说当时的根据地军民难以认同,而且今天的人回顾历史都仍然觉得惊心动魄,难以作出理性的抉择。所以,如果让大家投票,说我们和敌人死拼到底,还是我们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跑?我估计大多数战士愿意死拼到底,所以,拒敌于国门之外的战略,阵地战、堡垒战的战术,是有广泛群众基础的,也是很壮烈、很豪迈的。
      问题是,敌人确实不是吃素的。无论根据地军民的斗争意志如何坚强,终归敌不过飞机大炮,包围圈不断收缩,根据地大片丧失,眼看真的要全体粉身碎骨,庶民的自信日益消耗,逐渐丧失殆尽,这时候,才想起精英人物毛泽东。
      但是,留苏派仍然不愿意起用毛泽东,因为他们怀疑毛泽东的阶级立场。毛泽东的父亲是一个上升中的富农。在井冈山打AB团、反社会民主党时,被整肃的干部比例高达90%,而这些人的出身往往是中农或富农。按照王明极左路线的眼光来看,要纯洁党的队伍,要实现党的队伍百分之百布尔什维克化,就必须重视阶级出身。阶级出身是经济基础,个人选择是上层建筑。出身什么样的阶级,就有什么样的阶级感情,就有什么样的个人选择。因此,党的纯洁化就倾向于党员干部的贫民出身化。这个逻辑,后来就被简化成“越穷越光荣”。
      同样重要的,是毛泽东在井冈山和瑞金根据地执行的土地改革政策只消灭恶霸地主,只打击土豪劣绅,对于普通地主的只是要求减租减息,有的还称其为开明地主。对富农也比较友好。从实际生活经验出发,富农往往是比较勤劳能干的,也是比较节俭的,有进取心的。保护了富农的积极性,就保护了农业生产,就有足够的粮食。但是,保护了富农的积极性,也意味着保护小生产者的自私自利的积极性,保护了私有制。那有人就不满意了,共产党不是要消灭私有制吗?你怎么还保护小地主和富农对土地的私有产权呢?这不是跟共产党的根本宗旨相违背吗?我们是要搞共产主义,我们不能把共产主义推到遥遥无期的将来!如果说将来要消灭私有制,现在要先跟一部分小地主和富农合作,那小地主和富农自发的资本主义倾向如何处理?党的干部会不会被地主、富农拉走?所以,富农路线遭到百分之百布尔什维克们的强烈批评。
      类似的争论后来不断重复出现。在建国初期的新民主主义阶段,刘少奇更倾向于利用农民的自发的积极性,更接近富农路线,而毛主席却更担心这种自发性,因此要求搞互助组、合作社,以防农村自发的资本主义倾向。
      为什么井冈山时期的毛泽东不怕农村自发的资本主义倾向?因为当时的主要矛盾是军事斗争。富农路线有利于发展生产,有利于征收粮食。为什么建国以后的毛泽东反而更怕富农路线?因为富农路线确实意味着农村自发势力的增强,使党对农村失去控制,甚至使党的性质改变。
     所以,这里的要害,就在于核心的领导人。你心里是不是真的有共产主义。如果你真的有共产主义,我们就可以相信你现在是策略性的撤退,策略性的让步,策略性的初级阶段;如果你这个核心的领导人都把共产主义的目标给丢了,我们就可以叫背叛。
      那问题是,我们的领导者脑袋里头到底想什么呢?我们也不能打开他的脑袋跳进去看一看——也看不清楚,那个线路我们现在还不会解读。因为你共产主义既然是在未来,那未来这个脑袋里的思想会变吗?这我们就不清楚。更进一步说,把共产主义的实现寄托在某些或某个领导人的心里,而不是寄托在客观历史必然性上,这件事情实在太不靠谱了。马克思地下有知,恨不得跳出来争论:“这是典型的唯心主义!必然实现的共产主义,怎么就变成领导者心里的共产主义了?你要不想,我们还就实现不了了?”这基本上就是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的感受——我们明摆着是要消灭私有制的,把土地分给贫农,这已经是我们马克思主义者做了让步——本来应该公有化,应该集体化,应该学苏联的集体农庄,这才叫彻底的马克思主义者。现在,我们已经做了让步,你还要我们再让一步,让富农、地主都有一定的土地,你这不是背叛吗!你背叛了无产阶级,背叛了马克思主义,背叛了共产主义!当然,他们是错误的。但是,他们的错误是以《共产党宣言》为依据的。你可以嘲笑他们的左派幼稚病,但是,如果知道共产主义是遥遥无期将来的事,实际生活中得向私有制如此让步,他们也就不一定有参加共产党的积极性了,不一定会有革命的积极性了。
      幸好,我们的战士们没有学过《共产党宣言》,他们不是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不会如此推理和担忧。他们在实际战争和工作中,逐渐产生一种信念,跟着毛泽东错不了!迷路时想你有方向,黑夜里想你心里明。大家都相信毛主席,革命就这么走向胜利了。
      1936年国共合作时,一个更严峻的考验来了。曾经围追堵截红军,把红军杀得血流成河的蒋介石,我们现在要称他为“蒋委员长”,接受他的领导,接受他的委任,接受他的改编。我们一度是穿上了国民党的军服,还接受了国民党发的薪水,大概有那么一年半载。这个事怎么说?叫“认贼作父”?还是叫接受招安?还是叫投降叛变?要是公开对广大干部、战士说“我们现在接受蒋介石的领导,是为了将来打败蒋介石”,战士们还听不懂,蒋介石却听得火冒三丈了。不公开说明,却难以让战士们服气。血海深仇的事情,怎么就能握手言和呢?深入一步,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的阶级深仇,怎么可能解决呢?不是说无产阶级无祖国吗?日本鬼子来了,和蒋介石勾结,镇压中国的无产阶级,这才是阶级斗争无祖国啊!怎么可能先团结蒋介石打败日本人,再打败蒋介石呢?
      所以,说不清。就靠一条,相信,相信跟着毛泽东走,不会错。他让我们卷旗,我们就卷旗。他让我们接受改编,我们就接受改编。但是,即使接受了改编,我们也只相信毛泽东,只听毛泽东的领导。反过来说,也是将士们的这种心理,使毛泽东可以坚信独立自主是根本,统一战线是策略。王明缺乏这种自信,缺乏将士们的信任,所以,没有底气,遇到和蒋介石的矛盾就容易妥协投降,即所谓“一切经过统一战争,一切服从统一战线”,即服从蒋介石。因此,王明和毛泽东的冲突,其实质是蒋介石和毛泽东的冲突。
这么复杂的高层思考,真把普通将士们难住了。在延安的将士们还好,反正毛泽东就在身边。远在江西打游击的红军将士就难了。国共合作后,中央派了许多联络人,包括他们的老上级陈毅,去动员这支红军接受国共合作的新格局,都被这支红军独立大队赶走了,甚至错杀了。这支红军就是杨文翰领导的赣东北游击大队,直到1943年被国民党军包围消灭。
      所以,历史的每一次重大转折时期,都有一些人想不通,跟不上。为什么后来林彪讲,要相信毛主席到迷信的地步,对毛主席的指示,“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在执行中加深理解”。因为,这个道路的路况太复杂,所面临的斗争和矛盾太尖锐。沟和坎,高山和深谷,难以分辨。这就是社会地形,比自然地形要复杂得多。
      如果非要用思考道路的复杂性,唯一可能的比喻就是《西游记》。西天取经,九九八十一难,妖魔鬼怪和好人难以分辨。因为现象瞬间就变,脸一抹就是白骨,再一抹又是美女。火焰山看上去是火焰山,其实芭蕉扇一扇就成是平地,可是没有芭蕉扇它就是火焰山。流沙河明明是深不见底的、波涛汹涌的,尸体都要沉下去的,可是兴风作浪的沙和尚居然是受菩萨点化迎候师傅的虔诚信徒。怎么去西天取经?经过无数次磨难,唐僧终于相信了孙悟空!谁是孙悟空?毛主席是孙悟空。这样我们就形成对孙悟空的信心。我们跟着孙悟空就有了信心,就叫道路自信。问题是跟着孙悟空的信心,不太像自信,像他信,像个人崇拜。在自由主义者心里,个人崇拜是最要不得的。殊不知,这却是革命从失败走向胜利的关键。更不知,有毛泽东的这样的领袖可以崇拜恰恰是普通战士道路自信的根本来源。因此,反革命往往从反个人崇拜入手,从反毛泽东入手。这一招,特别容易蛊惑不谙世事的年轻人。这正如白骨精总是让肉眼凡胎的唐僧睁开眼睛仔细辨认她的花容月貌,却害怕孙悟空的火眼金睛。

      五、能自我革命是自信的根本

      跟着毛泽东走错不了,这是上至老将老帅下至普通战士的根本信念,也是革命队伍从七大战斗力日益增强的心理根源。但是,凡事有一利则必有一弊。在现实的组织生活中,毛泽东的权威一级一级分解为司令、军长、师长以至排长、班长的权威,服从命令、能打胜仗成为战士的主要优点。但是,服从也是千百年来旧的政治和军事秩序的关键所在。只要服从命令,其他问题就可以忽略不计,上下级之间相互包容甚至包庇。组织机构越庞大,指挥链条越长,组织内部的弊端就越严重,就越容易背离为人民服务的信念和宗旨。
      这怎么办?就必须能够进行自我革命。
      1949年进城的时候,召开了七届二中全会,这是一个历史上又一个非常重要的会议。这个会议可以看作是自我革命的动员会。这时候,眼看着社会革命的对象,蒋介石这个集团很快就要消失了,或者要龟缩到那个海岛上去了。我们马上就要全国性地接手大城市,很快就要成为一个执政党,掌权的党。权力是会腐蚀人的。更何况“酒不醉人人自醉”,没人腐蚀的时候,还会自我腐蚀呢!
      到了三年解放战争的时候,我们的党和军队发展速度太快。我以前讲过,这就相当于在中国的政治市场上,中国共产党突然成了一只超级牛股,连续几十个涨停板,于是,有没有钱都来买股票了。当然,一般买的是“身股”——就是加入共产党,加入之后不停地“涨”。从普通士兵,很快成了排长、连长,——因为排长、连长死得快,没打几仗他就成团长、师长了。三年下来身价百倍。这种感觉是非常强烈的。当时还没显现出来,因为即使身价百倍,你暂时也兑现不了。官兵还得平等,吃的穿的也没什么区别。可这种政治地位的升迁,他内心感受还是非常强烈的,总有一天要兑现的。一进城,兑现的机会到了。
      这是一个大考验。我们究竟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党?还是半心半意的,或者三心二意的?或者说是阶段性的,这个阶段流血牺牲在所不惜,下个阶段享受腐败就理所当然?什么叫“打江山、坐江山”?坐江山就是掌握权力,掌握一方的生杀予夺的大权。别说是进大城市当省委书记、市委书记,就是当个乡党委书记,村支部书记,也是不得了的权力。要按照我们“打江山”的逻辑,别说是丢一个村、两个村,就是一城一池的得失,我们也不计较。可是,真要领导好一个村、一个乡、一个县,担子是也很重的。我们的干部队伍能胜任不?会不会搞特权、搞腐败?
      所以,七届二中全会的时候,毛主席是既有自信,也有顾虑。他想起1644年进北京的李自成,仓皇而进,仓皇而退,仓皇而败,仓皇而死。所以,胜利不一定是个好东西,胜利跟失败可能就是转瞬之间。当然,根本上他有信心。他相信,我们这支队伍是久经考验的队伍;我们党,特别是党和军队的高级领导干部,都不是为自己的私利,或者是为那点享受来的。所以,可以有信心说:“我们决不当李自成。”
      然而,事实上,一场三反五反运动,将近三分之一的干部被查出各种各样的问题。仅贪污万元以上的”大老虎就有29万之多,占参加运动党政干部的比例达7%左右。其数量之大,远超过十八大的反腐败运动。当然,那时党的核心是好的。最大的老虎是石家庄地委副书记刘青山和天津地委书记张子善。由于当时的工作重心仍然是军事和政治,经济工作的地位不高。所以,当时的天津地委书记并不在党的核心领导层之列。
所以说,当李自成的危险是真实存在,而不是想象出来的。但是,毛主席能够痛下决心,挥泪斩马谡,清除党内的投机腐败势力,发动党的自我革命,这才造就了一支清正廉洁的干部队伍。
      当然,改革开放以来,党的腐败化程度是远远超过建国初期的。最重要的是,党的许多高级领导人放弃了理想,丧失了信念,搞起了权钱交易。全党上下,一度正气低迷,邪气流行,群众对党失去信任。在这种唯利是图的社会大环境中,能不能有效的、持久的反腐败,能不能造就一支相对清廉的干部队伍,甚至,能不能改变社会风气,这是对党的极大考验。尽管十八大以来的反腐败已经达到史无前例的地步,但是,认真的观察者还是忧心忡忡。党真能自我革命吗?还是较量刚刚开始?
      在这里,我仍然愿意相信习近平总书记,相信他能够将自我革命深入下去。他的成长经历可亲可信,他的工作作风扎实稳健,他的决心意志坚强有力,他的分寸策略值得把握适当。有这样的领袖,给一个相对长的历史时期,例如十年、二十年,党风和社会风气有可能不再唯利是图。如此,则人民幸甚,国家幸甚,世界幸甚!

      六、回归中国政治思维是自信的来源

      新中国近七十年的建设,当然并不是仅靠为人民服务的内在精神,还靠善于在战争中学习战争,在建设中学习建设的持久努力。
      新中国成立以后,党和军队都面临一个全新的任务,那就是建设。按说我们有根据地建设的经验,毛主席曾经是当过苏维埃主席的,他是搞过经济建设的。富农路线实际上就是经济建设的纲领、要害,即保留土地私有制,调动小地主和富农、中农的生产积极性,用税收的办法、银行的办法,去调节市场,调节私有制带来的种种弊端。这是小范围的治国理政的试验和积累。后来,在延安时期也仍然在面临这个问题。要收税、要收粮,但向谁收、收多少好、谁去收呢?哪些人要免呢?这都是执政当中的关键性的问题。所以,这些问题其实我们曾经是有过一点经验和教训的。
      但是,我们缺乏一种经验,那就是大规模工业化建设的经验。按照典型的英国工业化道路,本来可以是一步一步地走,慢慢来,滚雪球。但是,国际形势不允许。我们也不允许自己滚雪球,自我积累,慢慢来,逐步摸索发展。我们希望用比较短的时间走完资本主义积累一两百年走的路程,我们想赶超,这是党政军民所有人的共同愿望,这是毫无疑问的。
     那怎么办?向苏联学习,照搬苏联模式!所以,通过与苏联的友好合作关系,一下了上了156个大项目。这156个项目大部分是军工项目——造枪、造炮、造飞机、造军舰,还包括各种电子设备、零部件,当然还有钢铁厂、煤矿等。实际上是要搬来一个工业化,搬来一个现代化。
      当然,这比自己积累确实快多了。但是,苏联的技术、工厂搬来了,他们的政治制度和政治理念是不是也要搬过来?他们的社会矛盾处理的经验是不是也要搬过来?问题就在这里。
      事实上,这问题还没来得及展开的时候,毛主席已经开始独立探索了。独立探索的基本标志就是1956年写的《论十大关系》。其中,最关键的是农业、轻工业、重工业的关系。搬来一个现代化,意味着将重工业放在首位,轻工业次之,而农业放在第三位。苏联模式也特别强调重工业,而忽视农业,以致苏联建国后很长时间农业产量都不及十月革命前。这一模式对于苏联快速工业化,建设一个强大的军事工业,从而打赢二战具有重大历史意义。新中国初期,抗美援朝战争打响,立刻显得中国的军事装备太落后,不及美军水平的1%。再加上解放台湾的需要,面对印度挑衅的需要,等等,使中国很有必要将军事工业放到优先地位。所以,中苏一拍即合,客观上选择了重轻农模式。
     军事工业,对经济建设而言有一个弊端。这个弊端就是,枪和炮是不能用来种田的。如果重工业造的是拖拉机,卡车,可以直接可以服务于农业。农业产量提高了,轻工业原料多了,然后出口创汇多了,进口外国技术装备的能力强了,重工业也才能搞上去。这样,三者的关系可以形成一个良性循环。但军事工业只有投入,没有经济产出。当然,造坦克的技术有可能用于造拖拉机。但是,非常抱歉,现在造的是坦克,拿坦克去犁地,这事不可能。再加上,现代军事工业投入期特别长,造步枪也许一年、两年能出得来,但如果是要去造坦克、大炮、飞机,还是批量生产,实际上没有个十年、二十年是造出不来的。其实,我们已经是非常快了。我印象是1954年我们造了第一架飞机,初教五。但是,从第一架飞机到大批量可靠的生产,这中间还得有个5年、10年。然后,你才能慢慢掌握其中的原理,才有可能去设计改进,新一代的飞机才能出来。所以,这个是很漫长的事情。对于经济发展而言,就意味着在相当长时间里,只有投入不见产出。靠什么投入?靠农业、靠轻工业,没有重工业支撑的农业和轻工业,即传统农业和手工业。但是,这样一来,就意味着重工业畸重,农业和轻工业畸轻,农业和轻工业的税收很重,人民得很长一段时间勒紧裤腰带。
      1956年初,毛主席花了二个多月的时间,听了34个部委的汇报,每个部门大概得有一天、两天、三天,有些甚至更长。用毛主席自己的话叫“床上地下,地下床上”,就是下床就听汇报,上床就睡觉,没有休息、娱乐、锻炼或其他什么时间的,听得脑袋都大了。
当然,毛主席脑袋没大,他听出来名堂了,形成了《论十大关系》这个报告。内容很精彩,充满了辩证法。他大概是这么说的:“你真想要重工业吗?你先搞轻工业;如果你不是一般地想,你是十分地想要重工业,你就得先搞轻工业,十分地搞轻工业。你想要轻工业吗?你先得搞农业;你真是十分地想搞轻工业吗?那你得十分地搞农业。”
为什么?因为他听了各部委的汇报之后,就发现了最关键的投资回报期问题。建一个纺织厂,一年的利润就足以再建一个纺织厂;可是如果你建一个坦克厂,你就无底洞一样地去投入吧!所以,当时效率最高的是轻工业,而轻工业是以农业为原料的。要轻纺工业发展,要大力发展棉花种植,大力发展养羊。大量的棉田、牧场和粮食生产争地怎么办?就得要提高粮食单产,就得要搞好农业。所以,要大力发展轻工业,首先得大力发展农业。
      以今天的眼光看,《论十大关系》切中要害,十分正确,十分重要。但是,这意味着否定正在执行中的苏联模式。所以,毛主席1956年写了《论十大关系》,当年4月25日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了报告。但是,事情很奇怪,如此重要的处理十大关系的报告,却迟迟没有正式发表。一直到毛主席去世后,1976年12月26日才在《人民日报》上发表。
      我们知道,《矛盾论》、《实践论》是毛主席在延安时期写的,而《论十大关系》其实是《矛盾论》、《实践论》的应用版,可是却被束之高阁。为什么?因此,这条重工业、军事工业优先发展的道路,它的惯性很强大。156个项目正在建设或运行,是新中国建设最引人注目的亮点。这些大项目相互配套,相互制约,先进高效,是新中国技术人才的摇篮。再怎么说,这些已经开工建设和运行的项目不能停止,但是,恰恰是这些项目搞得经济结构和比例畸形,农业压力山大,人民缺衣少食。更何况,这套模式背后是政治上、经济上、技术上都似乎比中国先进的苏联老大哥。
      所以,虽然毛主席已经认识到苏联工业化模式的弊端,但是,党的许多高级干部还转不过弯来。到后来,甚至毛主席也被卷入其中。这就是大炼钢铁的故事。因为你要急于搞重工业和军事工业,就特别需要钢铁工业。所以,各工业部门一致提出,钢铁工业是现代化的中心,要大炼钢铁。当然,土法上马,大炼钢铁,确实失败了。但是,失败的根本原因至今仍无人追究。
      毛主席的另一项关键探索是在生产资料的所有制上。按照延安时期写的《新民主主义论》,新中国应该是一个容许甚至鼓励私有经济发展的社会,接近于孙中山的“节制资本”思想。但是,在抗美援朝战争中发现,上海、广州资本家提供的军需品不少有严重的质量问题,偷工减料,以次充好,贿赂干部等现象相当普遍。所以,一场五反运动下来,资本家的形象基本等同于奸商。本来,我们在五星红旗中还保留了民族资本家的一颗星,从此,这颗星就暗然无光。是要保留、鼓励民族资本家的发展,还是引导民族资本家将企业交给国家来经营,这是一个极为重要的争论。
      当时,刘少奇更倾向于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薄一波提出公私一律平等,旨在利用和保护民族资本家。但是,大多数共产党员很难理解,为什么要保护奸商?为什么要保护剥削?写作《新民主主义论》时,共产党还是中国政治中的一支重要力量,为了和蒋介石争夺资本家,争夺民主人士,我们主张有资本、节制资本,是有力的统一战线策略,是得民心的。现在,共产党成为中国政治舞台上的唯一力量,为什么还要将消灭私有制的目标推向遥遥无期的将来?明摆着资产阶级和共产党不是一条心,明摆着资产阶级用金钱美女在各个环节、各个角落向党发动进攻,为什么不能消灭资产阶级,建立真正的工农政权?
      这个问题实在非常深刻。
      改革开放以来,党所面临的最大考验正在于此。共产党领导下的资本主义和国家资本主义,必然面临资产阶级价值观的严重腐蚀,使党员干部成为金钱和权力的俘虏,从而改变党的性质,改变国家的性质。毛主席细思此事,按照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逻辑,要确保上层建筑的性质不变,只能使经济基础公有化。这就是新中国初期为什么要倡导一化三改造的根本原因。什么是一化三改造?1953年中共中央提出,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一是逐步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这是总路线的主体;二是逐步实现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是总路线的两翼。这两个方面互相联系,互相促进,互相制约,体现了发展生产力和改革生产关系的有机统一,是一条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同时并举的路线。
      在实际工作中,由于改造与反改造的斗争,改造进程明显加快,于1956年即完成了三改造,大体建立了生产资料公有制。
生产关系完成大跃进之后,我们当然期望生产力来一个大跃进。这其实是1956年八大的基调,中国社会已经基本消灭了阶级和阶级矛盾,剩下的问题就是落后的生产力和先进的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生活需要,成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
但是,果真如此吗?毛主席敏锐地察觉到,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党将实际上肩负起组织协调一切生产和生活的重任。过去由市场协调,过去靠个人利益动机促进和保障的生产品种、数量、质量,将由为集体利益的动机来促进和保障。广大党员干部具备这种思想觉悟和能力了吗?广大群众具备这种思想觉悟和能力了吗?如果没有,生产质量势必下降,生产数量可能难以保证,技术创新可能缺乏足够的动力。头发卡子的短缺,张小泉剪刀变钝,这虽然是小事,但背后反映的问题极其深刻。
      因此,毛主席认为,虽然生产资料公有制实现了,但是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在政治上和思想上的斗争还未见胜负,公心与私心的斗争还会长期存在,不容乐观。
      沿着八大的乐观逻辑,才有1958年的大跃进。沿着毛主席的不乐观逻辑,才有四清、文革。当然,在实际工作中,毛主席的工作重心也一度被带到大跃进的气氛中。但是,是毛主席最先认识到,人民公社化,一大二公,脱离了人民群众的觉悟水平。公有制真的需要人的觉悟非常高。这个觉悟一直要高到什么地步?一直要高到:你这一锄头下去想的是共产主义的实现,那一镰刀下去想的是共产主义的实现,一草一木、一扁担、一粪桶都想的是共产主义。
      因此,要尊重价值规律,缩小核算单位,要退到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当然,继续退,退到包产到户,达到无条件迎合群众私心的地步,毛主席也反对。因为,农村的个体经济将会自发地、每日每时地产生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会使共产党在农村失去政治根基。退到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就够了吗?就可以与千百万农民的私心相适应了吗?刘少奇等认为,当然不够,所以要三自一包。如果不能这样去迎合千百万农民的私心,那剩下的出路就必然是要改造。怎么改造?一方面是树立榜样,例如大寨,例如西沟,例如穷棒子合作社,在教育、宣传、文艺等各方面鼓励集体经济的带头人。另一方面严惩损公肥私的行为,是四清,清工分、清帐目、清仓库、清财物。
      这四清不得了。认真清下去,发现农村大多数干部都有这样那样的问题,而且换一批也还是这样。新上任时还收敛一些,很快就多吃多占了。此外,并非不重的是,那些不吃不占干部往往还无能。这正如时下反腐败。腐败干部往往比较能干,如刘志军一类。不让腐败了,就懒政,就不作为。所以,陈永贵、焦裕禄、王进喜一类的榜样不是不多,而是比例太低。社会风气不是不好,而是没有好到内心深处。理想主义的激情不是不高,而是遇到千百年来积淀下来的自私自利的思想和生活习惯,恰如红军进入了沼泽,身不由己地就陷进去了。所以,四清所处理的工分、帐目、仓库、财物只是冰山一角,真正的问题是冰山下面的人心。因此,如果不爆发灵魂深处的思想和文化革命,公有制是难以有效运行的。这一逻辑,就通向了文化大革命。
      因此,文化大革命本质上是思想和文化的大革命,是需要内心深处的自觉,是很难靠外在的政治风暴解决的。但是,没有政治风暴,也不容易在全社会触动人们的灵魂。正如当前这场反腐败运动,本来只是一场政治风暴,但是,已经在浅层次上触动了党员干部的灵魂。起码,许多人要想一想,难道权钱真的不能交易吗?难道我这一辈子所信奉的升官发财的道理真错了吗?如果没有这场风暴,这些贪腐高官本来可能居高临下地教训那些还有理想的青年:年轻人,还是为人民币服务更实在。向我学习吧!我就是人性,我就是规律。顺应我有房有车,挑战我死路一条!
      问题是,文化大革命这场政治风暴来得实在太猛烈了。中国革命胜利才十七年,政治路线上的分歧很容易上升为阶级斗争。于是,本来是需要和风细雨、长期转变的价值观斗争,就上升为政治斗争,进而上升为阶级斗争。文化上的大革命却在实际上受冷落了。更进一步,在进行政治斗争和阶级斗争时,还将许多人内在的自私、狭隘、偏执放大了、强化了,将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上纲上线为阶级斗争新动向,从而公报私仇,消灭异己。大多数参与者慢慢都乱了,都不知道什么是对、什么是错了。唯一沉淀下来的,恰恰是被强化了的人性自私论。
      既然人性自私论成为全党全民的共识,所以,改革开放的逻辑就顺理成章了。不是去改变自私的人性,而是顺应、利用、调动自私的人性来发展生产,搞好经济。于是,农村包产到户,工厂包产到组到人。从商品交易到权钱交易,从商品经济到市场经济,唯利是图的逻辑就彻底展开了。于是,党员也是人,也是自私的;有权不用过期作废;腐败是改革的润滑剂;我是流氓我怕谁;如此等等的奇谈怪论成为理论创新,成为社会时尚。党风和社会风气就这样严重败坏了。党内的政治生态就这样严重败坏了。
      但是,改革开放有没有内在的合理性?改革开放实际上是要确立土地的私有制和大部分生活生产资料的私有制,然后在土地和生活生产资料的私有制的前提之下,去激励调动人们的私心,利用人们的私心去发展生产。这个实际上是改革开放的要害所在,实际上是退回到和人们的思想、价值观念相适应的所有制的状态。在这个意义上说,改革开放就有其历史合理性,就有其重大的历史价值。
      左派实际上是不愿意承认这一点的。大家知道,我也对包产到户的宣传有强烈的批评,但是我批评的重点跟很多左派批评的重点不一样。我是说,包产到户调动了人们的积极性,这个是真的。但是,这是在人民公社时期积累的成果的前提下去实现的,是在“种子革命”、“化肥革命”、“水利革命”的前提下实现的。如果回到1949年就搞包产到户,粮食能增产吗?没有化肥,没有农药,没有水利,没有农业机械,你去调动人的积极性,那非常抱歉,你不就仍然是“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逻辑吗?所以,把农村粮食产量增加的功劳全部都归为包产到户,错!部分地归为包产到户,对!此外,别忘了,在人民公社时期,确有一部分公社和大队搞得很好,因为出现了陈永贵式的好领导。对于农民中存在的公心资源,虽然不能夸大,但也不要一笔勾销。十步之内,必有芳草。十室之内,必有忠信。之所以在私有制的社会里,仍然可以期待出现为人民服务的好领导,因为在各个社会时期和各个社会群体中,总有一些人愿意为公众服务。
      不要以为左派的观点真的只是在民间存在。前一任总书记胡锦涛同志就承认:“腐败的根源是私有制。”但是,胡锦涛同志没有继续往下说。照此逻辑下去,消除腐败,那就得消灭私有制。这就是否认了改革开放的历史合理性。
      另一边,像张维迎一类的右派,是怎么说的?他们说,腐败是怎么来的?是权力带来的。权力又是哪儿来的?是借公共利益之名来的。因此,彻底的私有化,彻底取消公共利益,一切靠看不见的手自动调节,就可以彻底反腐败。
      张维迎的逻辑在两个方向上有重大漏洞。公共利益最大化的时候是在公有制时期,所以,1956年至1978年的中国,公共权力最大化,腐败也应该最大化。大家一想,不对啊!那时候干部谁敢往自己腰包里装钱啊?
      另一方面,有可能彻底取消公共权力吗?有可能取消国家,取消军队,取消政府,取消法院吗?取消了这一切,市场还能正常运行吗?人们不会更倾向于盗窃、抢劫吗?
      所以,用全面公有化的方式去消灭腐败,会消灭了大多数人的工作动力;用全面取消权力的方式去消灭腐败,权力是没有了,社会也就不存在了,市场交易都会消失,流行的将是赤裸裸的弱肉强食。所以,彻底公有化的左道,是老路。彻底私有化的右道,是邪路。
      然而,老路和邪路却有一个共同特点,那就是相信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都在所有制上下功夫,做文章,都是生产资料所有制决定论。
      十八大以来反腐败的成功,其伟大的历史意义正在于此。摆脱经济基础决定论的西方思维,回归上层建筑主导论的东方思维。在私有制的基础上,要建设一个具有公心的执政党。在市场交易逻辑深入人心的前提下,要拒绝权钱交易。
      马克思主义者往往不相信。唯物主义者往往不相信。绝大多数普通人也不相信。一些学者阴阳怪气地嘲讽,权钱交易正如男女交合,天经地义。拒绝权钱交易,岂不是让孤男寡女共处一室,却不发生关系吗?
      但是,这却是习近平四个自信的根源所在。生产资料公有制,让人们在日常生产生活中有极高的觉悟,这是老路。生产资料私有制,人们为自己的利益工作,却容易两极分化和政治腐败,这是邪路。那唯一的出路,就是在生产资料私有制和市场经济的前提下,建设一个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政党,用这样一个政党的力量缩小贫富差距,把握社会活力与社会公正的平衡,实现民富国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这条唯一的出路,难就难在要出现一个杰出的领袖,能够心系人民,引领人民;既懂得在经济层面利用人的私心,又懂得在政治层面调动和激发人的公心;既尊重市场交易背后的为人民币服务的动力,又在政治生活中身体力行为人民服务的宗旨。
      这就意味着要改写政治的定义。按马克思主义的定义,政治是阶级斗争的表现。按自由主义的定义,政治是利益集团较量的舞台。这两种政治定义的共性在于,都认定政治是为经济服务的,是被经济力量塑造的,是经济的集中表现。
      而传统中国的政治定义却是,政者,正也。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令而不行。政治是社会有机体的神经系统。正如大脑不被胃所决定,不被屁股所决定,政治也不应该被经济所决定;相反,大脑决定着四肢,支配着人体。人与动物相区别,不在于内脏和四肢,而在于大脑。社会与社会相区别,国家与国家相区别,也不在于经济基础,交易方式,而在于政治领导。这是中国政治思维。
这个定义是打开中国政治和中国历史奥秘的金钥匙。这才是道路自信的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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